有一种力量叫做信念

——07年8月的一些心得（二）

第一次认识江明教授是03年在杭州举办的高分子年会上。那时的我还是个只会看热闹的小丫头，对所讲内容已无印象，只记得除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其余的全没听懂（当时刚上大三，尚未学完高物、高化第一章）。

后来，注意到每次重要的会议，组委会的名单里总有这位年轻爷爷的名字。然后听说他获奖、评院士，并逐渐了解他的方向和成果，他与吴奇老师的友谊，还有吴老师送他的“山间明月，江上清风”。

前天再见到江明爷爷，他的年迈渐衰让我不禁心疼，而透过那双仍旧坚毅的目光，我更是深深感受到，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前辈把他对事业倾注了一辈子的挚爱、心血全部化作对年轻一代的殷切寄望。他是那样急切地要把几十年来的所感所悟统统传授给正在接过接力棒的孩子们，因为在他心中，一生的渴望，是有一天中国高分子能够成为世界之强。

这一次，江院士没有讲高分子，而是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向我们动情讲述了这个学科在我国来之不易的诞生和它艰难的成长。

1933年，王葆仁以第一名被录取为首届“庚款公派”留学生，前往Imperil大学并在两年后提前获得化学博士学位。36年，政府再次精心挑选了25名杰出青年到剑桥大学深造。其中包括华罗庚、张文裕（高能物理学中第一个以人名命名科学发现的中国人）、王竹溪（我国统计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以及中国高分子的创始人之一吴征铠。

不久，抗日战争的炮火打响了。国难当头，以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几所高校，为了能继续办学和科研，不得不辗转西迁。正在国外的王葆仁、吴征铠结束学业后，立即归返，毅然决定共赴国难、迎接流亡生涯。

七年间，浙大师生用扁担挑着全校的图书和实验仪器，从杭州走到建德、吉安，然后太和、宜山，再到遵义、湄潭。路途中，一次次校舍被炸平，学生被捕受害，竺可桢校长的夫人和儿子被瘟疫夺走了生命……然而，上万册图书基本完好无损，甚至连玻璃试管也没有因长途跋涉而摔碎一根！

更难以置信的是，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之中，在饥寒交迫的荒山野谷中，他们不断面临种种困难，却始终维持着正常的科研和教学。

大家能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环境啊！没有房屋，实验室就设在山中的破庙、茅草屋内；没有电，就用小碟子放点柏子油、三根灯心；酒精太贵，有机实验只能用炭炉子代替加热；没有自来水，搭出的冷凝装置是用一个大木桶装满河水放在架子上，一个空桶放下面，水流完之后，再把这桶提上去，那桶提下来……

但是，就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浙江大学在抗战期间锤炼和培养出一大批顶尖的精英：王葆仁、吴征铠、钱人元、于同隐、杨士林、徐僖、潘祖仁……后来他们成为撑起中国高分子大梁的开山元老。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贫如洗，科技文化发展受到了新的挑战。当时美国的科研、生活条件同国内相比，可谓“天壤地别”。然而，于同隐、何炳林、黄葆同、冯之榴等一批科学家，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冲破重重困难坚持要回到祖国。

江老发自肺腑地说：“我很尊敬他们。他们爱国爱到了痴迷！”

想不到没过多久，又一次风暴席卷了神州。从58年“反右”直到文革结束，整整二十年里，国内的科学家们没有得到正常的搞科研的环境，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甚至横遭迫害，无一例外。

文革一结束，他们再次义无反顾地重回实验室。虽已大多年近花甲、古稀，却个个是学术界改革开放的先锋。这时，钱人元老先生为我国高分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积极和国外学者进行相互交流访问，先后同英日德等许多高分子发达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极大推动了国内的发展速度。

提到钱先生，江明院士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崇敬与钦佩。

“钱先生四十年代就在美国做了很漂亮的工作。韩志超七几年到Wisconsin大学工作时，他们实验室用的一台仪器还是四十年代钱先生在那里造的。他建造的这个仪器一直用了30多年还在很好的工作，可以说他在实验上是非常优秀的。他的物理功底也相当雄厚。八十年代有两位国外很权威的学者跟我讲过，像Qian这样能够对高分子里面这么广泛的问题发表如此深刻见解的，在世界上罕见。”

“如果他回国后的几十年有个正常的环境，那么，在今天国际采用的高分子物理教材上，恐怕除了有Flory怎么怎么讲，de Gennes 怎么怎么讲，也应有Qian怎么怎么讲，应该有的。”

“2003年，八十六岁的钱先生逝世前一个月，我和吴奇去看他，也是最后一次见他。他说，在大手术后的病床上，还写了文章，是关于化学动力学中‘稳态假设’的。40年代他就为此投过稿，被拒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要再写稿‘翻案’……这一席话使我终生难忘，他是真的把生命和科学溶为一体了。”

（这席话也使我终生难忘！）

中国高分子从无到有，从当年Flory评价的“没有高分子研究”到今天的繁荣，是前辈在最险峻的环境下、在外界条件最恶劣的时期打拼出来的。他们是极不平凡的一代，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经历的苦难折磨，付出的生命血汗，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承受的，只能由衷地敬佩。而他们自己，却为此只感到幸福。

江老说：“我之所以能保持快乐，最根本的一点是，我见证了我们国家这几十年的巨变，伴随她从深渊中挣扎出来，一步步迈向光明。见证了我国的化学研究从世界垫底到今天成为论文第三大国，也为此流了汗水。这是真正的幸福之源。”

87年，江老获得中国化学会“王葆仁奖”。这个奖项是由王葆仁先生生前捐献的1万元稿费建立的。

关于我国高分子鼻祖王葆仁先生，江老曾专门写过一篇散文。报告上他亲自读了一段：

“……

1989 年家父以90 高龄仙逝，在安葬之时我发现父亲墓地竟与王老先生毗邻，在惊奇之余又有很多感慨。王先生事业的影响遍全国，桃李遍天下，如今魂归故里，但他家人早已远离故乡，老先生长眠于此不免寂寞吧。家父是职业国画家，对自然科学知之不多。但二老的爱国情怀，对各自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家乡故里的挚爱都是相通的，愿他们能在天国找到共同语言结为良友吧！这些年来，每次回乡扫墓，我都会在王老先生墓前肃立敬礼并献上鲜花一束….. 十多年来家乡经济大发展，想不到也带来公墓的一派‘繁荣景象’。墓穴愈扩愈大，墓碑愈长愈高，攀比竞争，令人侧目。相比之下，王老的安息地似乎很不入流，墓碑高仅及膝，碑文也已斑驳不清。清明时节，成群结队的扫墓人鱼贯而过，但想来已没有人知道，在这简朴到近乎寒酸的墓穴里，长眠着的是中国化学界的一代宗师。一次，我伫立于先生墓前良久，禁不住产生一点奇想：如果先生当年将捐赠的一万元用于身后墓地建设，那豪华气派可能至今也不会落伍吧。可我立刻觉得这无异于对先生的亵渎。王葆仁先生自有他的丰碑，不用花岗岩，也不用大理石，只是深深地镌刻在中国高分子科学的史册上，永存于我们一代代后辈学人的心中。”

听完时，我已泪流满面了。

我父亲常说：“人生的第一个20年尽情学习，第二个和第三个20年尽情打拼事业，最后一个20年尽情于无私奉献。”我问：“何时尽情享乐呢？”爸爸笑了：“那就等百年之后吧！”

爷爷负担了我十几年学费，我过意不去，他就诙谐道：“我这是投资呢，是要回报的！”我说那当然了，等我赚钱一定孝敬您！爷爷却摇头：“不要回报我，去回报给社会吧。”

尽管我受着这样的教育长大，但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比起我的父亲、爷爷、更别提拥有伟岸人格的高分子老前辈，在吃苦坚韧和乐观奉献上，自己的确差得太远了！

这几个月来，也就是重新回归人生定位后，我常常感觉压力很大，而这所谓的“压力”无非是害怕面对别人的评价。同老前辈经历的枪林弹雨、下放镇压相比，我这些“压力”又怎敢妄称艰难困苦呢？

坚持奋斗而无视于战争、贫穷、饥荒、迫害……前辈们用生命和灵魂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力量的强大。我想，这个支撑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在任何困难前都相信，只要不放弃，总会成功；在任何逆境中都相信，只要自己不愿倒下，外界的一切也无法将我打垮；在任何失败后都相信，我们离胜利又靠近了一步；在任何年龄阶段都相信，奋斗与奉献是获得快乐的唯一源泉。

后记：

最后一顿午餐上跟川大一位教授兄闲聊，他说这次论坛含金量极高，听这两三天可以抵过参加20场学术会议，因为这里聚集了最前沿的想法和课题，国内的高端精英们都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纷纷解囊。

我不敢奢望像被正式邀请的哥哥姐姐一样在两天内获得思想碰撞和灵感火花，只能尽力训练自己用十分钟去大体了解一个从未接触的课题。当然，还有个收获是结识了不少优秀前辈（虽只比我大十来岁，出于尊敬，姑且称“前辈”吧），目睹了新一代的强者（说庸俗一点就是“没吃过猪肉也算见过了猪跑”）。然而，如果撇掉那几场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的院士讲座，我想，所能得到的远不会像今天这样多。

附：江明教授简介

江明，高分子化学家、中科院院士。1938年生于江苏，现为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委员会副主任，Polymer Journal、Macromolecular Research顾问编委。

主要从事高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与多尺度相结构研究，在嵌段共聚物/相应均聚物相容性、特殊相互作用和相容性、离聚物及双亲性聚合物体系、大分子自组装等领域建树颇丰。提出和证实了氢键相互作用导致的不相容－相容－络合转变。在大分子组装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的聚合物胶束化的新途径，获得了核－壳间由非共价键连接的聚合物胶束和空心纳米球，形成了胶束化的“非嵌段共聚物路线”。

现已发表论文188篇，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一等奖（1996）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