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be a Problem Solver

——07年8月的一些心得（一）

丁亥炎夏，我有幸作为旁听者参加了“高分子科学青年学者研讨会”，观摩了一场国内最高水平的学术争辩和对一个学科发展未来的激烈共商。

在此之前，我参加过四次大规模的高分子学术会议，亲临过霍金的演讲现场，坐在第一排迎接过Gross（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唾沫横飞，和七老八十仍一心扑在实验室的沈之荃院士天天“比赛”飚车冲坡。但这次会议对我来说却独特而意义重大，因为这是我经过了两年挣扎徘徊、重新决定把高分子作为人生唯一“事业”后的第一次洗礼。

更为有幸，终于见到了久仰的吴奇院士。

吴老师是我在当前高分子界最敬佩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敏锐、爽朗、坚持原则无不展现出一位真正的大师。作为发表过260篇SCI的顶级高产，他至今仍为投每一篇论文修改八次以上；作为65次重要国际会议的邀请报告人，他竟为15分钟的基金答辩反复练习四十遍。面对一个个已取得不少成就的海归博后、青年才俊，吴老师毫不留情地批评警示大家，在做事之前必须先学着“断奶！”

一次次尖刻的幽默，让人不得不惊觉反省，距离“合格”的高分子工作者，我们到底还有哪些差距？

“把高分子当成你的事业，还是仅仅一个工作？”

这是吴大师在开始讲座前要求大家首先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

坐在大厅席上的，除我等寥寥旁听之外，是五十几位被基金委董建华主任钦点邀请来的国内最杰出的青年教授。

这突如其来的心灵窥视让全堂措手不及。一片顿然屏息、噤若寒蝉中，我不加思索便给出答案，并得意于自己的从容坚定。

走到今天，当我不再自信聪明才智一定能换来成功的时候，唯一还能引以为自豪的也就只有这个与众不同（与大部分众不同）的“选择科研道路的出发点”了。

然而，当我现在冷静下来再次扪心自问，却仍旧不敢肯定，如果一项为期十年以上的课题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影响（名誉或收入），但能给人类创造巨大的贡献（而并没有人将记住我的名字），那么，我还能做到十年如一日、快活踏实地完成它么？也许那样，才有资格说，它已真正成为我的事业。

“You’re not an organic chemist or a polymer chemist, but a problem solver!”

这句话原本是吴老师用来批评一些盲目跟随国际潮流、选择“前沿”课题的年轻教授。

“哪怕玩出了千奇百怪的惊人结构、发表了一千篇文章，但因为它们毫无应用价值和实际意义，所以你等于什么都没做！”（reorganized from meaning）

一个个刚才还口若悬河演示ppt的俊杰们被吴大爷两句“有没有想过你这个究竟如何应用；有没有问过人家搞生物、研究医学的到底是否需要你做这些工作”问得鸦雀无声。

科学的本质在于解决问题，而绝不在于“搞”科研。如果人人都故弄玄虚、为了科研而科研，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变成大款父母给孩子的零花钱了——为了满足某些好奇心和虚荣心而奢侈。

“很多人研究的是伪材料、假问题，是为了funding，工业界对这种文章不屑一顾，因为研究出发点就不是‘问题’。要你在房间里跳舞，出了房间跳得再好也毫无意义。”

“许多做化学合成的人，一味满足做新东西，做出来再看这个东西是否有用，这是本末倒置。我们一开始就要搞清楚为什么要合成这个东西，回答好了再去合成！”

国内教授的科研选题上普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学生也同样类似。

有多少同学，做了两年实验，结果参加答辩时面对“为什么开展这个课题”仍然支支吾吾或者东拉西扯；有多少同学，拿着一大堆样品送到测试中心用巨额进行所谓的“表征”时，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哪方面信息，这些信息对于证明我们的猜想又有多大用处；有多少同学，最后一整年都游荡在各种各样的实习、招聘中，却从来没有想过到底追求什么方面的工作，向往怎样的生活；甚至还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读研读博，仅仅因为“父母希望我读”而作出了选择！（幸好吴大师没听到这话，否则不知道又要被洗刷成什么了～～）

似乎太多的人将行为交给了“习惯”、“跟随”、“服从”，而很少去思考正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所作所为能否解决这些问题？该怎样做才能更好解决？

原本我们并不是这样。还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会为了救活受伤的小麻雀，请妈妈给它敷上消炎药；我们会为了让摔坏的小汽车重新转动，偷偷卸下爸爸刮胡刀里的电动机……曾几何时，我们也是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寻求解决的办法。然而进了小学中学，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一道道习题时，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习惯了“回答”别人给的问题，习惯了不去思考问题的本质、来源和回答的必要性，也逐渐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

所以吴老师同时强调：Problem is a problem！能够找到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做研究最可怕的是没有问题。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能解决一两个问题，就很不简单了！

“一粒金子埋没在一堆沙子中也不会被遮掩掉光芒，而一颗沙子在一堆金子中永远都只是一颗沙子！”

吴老师这句随意而调侃的戏谑解开了我一个积存许久的疑惑。

当我第一次看到Günter Reiter（Flory的徒孙，de Gennis最得意的弟子）的简介时实在无法相信，在列出6篇以下代表作中，竟然有一篇Part B，一篇Eur. Phys. J E！因为据我当时不完全所知，他就有6篇Science/Nature，十几篇PRL和十几篇Langmuir。

每当我们准备写文章投稿时，（除方向吻合之外）首先考虑的无疑是该杂志的影响因子，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攀比谁谁谁加起来又是多少了，谁又中了个什么的。不论是官方的评奖学金、申请基金、升教授，还是同行之间暗地的相互评价，似乎文章数量和所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成为最主要乃至唯有的依据。

我在餐桌上斗胆请教过操纵基金命脉的董主任，如何对待这种扭曲的压力？他安慰说，不用担心，我们具有相对公平的评价系统，不全看文章数量和发表的期刊，还要看你工作的连贯性、系统性。

然而这种安慰并不能从根本上驱逐“影响因子”给我带来的面对将来投稿的思想包袱和精神负担。

终于，吴大师关于“沙子”“金子”的即兴比方让我恍然大悟。真正需要我们费心的只包括做实验、分析数据、写文章（甚至一份完整的实验汇报也不错），至于投向何方，它们的发表对别人评价我们科研的影响，是不需要太计较和在乎的。

吴老师说，经常会在影响因子只有一点几二点几的杂志上看到非常棒的文章，有的甚至长达几十页，后来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精品，丝毫没有因为它所在的期刊而变得逊色。反之，如果一篇烂文章纯粹因为好运气被高影响因子的杂志录用，结果会怎样呢？除了拖期刊的后腿，嘿……（话未完，全场已哄堂大笑。）

吴老师还说，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学校要用发表文章来限制硕士博士的毕业，不仅逼着老师学生为了完成这个毫无意义的指标放弃了真正需要做的——解决哪怕一丁点儿科学问题或不断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发文章和基金结题不表示解决了问题）；更可悲的是养成了大家一个对科研极不负责的坏习惯——发表一些根本没必要发表的文章（即如果不发表也不会对高分子发展有任何影响的文章）。

国外作者很少有这种“花落谁家”的概念，也不会一天到晚去数文章总数。因为在他们心中，评价一个学生的标准是他在导师的指导下学到了多少“解决问题”的能力；评价科研人员的标准是他的文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多少人引用——这无关于期刊的影响因子——影响因子只能表示最近一两年的平均引用率，如果一篇文章只在一两年内很热，然后就被淡忘了，那么它（他）对高分子的贡献几乎为零。真正“牛人”的头衔是因为他开拓或立足了一个研究方向、铺垫或支撑起一块研究领域，而绝非来自几篇所谓“高档”的文章。重点实验室目标也不应该是文章多少，而是今后能否出现自己的学派。这需要一系列的经典工作、经典文章。

大师的阐述不禁让我想起一个以前听来的故事。曾有位猛人，用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诺贝尔奖。是的，一篇没有正式发表在刊物上的论文。

难怪老外们总是无比惊讶地问，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那么在乎文章是在哪儿发表的呢？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会有什么感受。我是把它作为每次胡思乱想的及时警钟。我们曾是一个勤劳和实事求是的民族，什么时候起开始变得投机和浮躁？的确，身边各种各样的压力太大了。我们很难去改变国家、学校的政策，很难去要求别人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我们及我们的工作，所以唯一能做的是让自己的内心和意志逐渐强大起来。海纳百川，包容一切诱惑与委屈，包容一切成败、悲喜和吹捧、冷眼，包容一切曾经看不惯的人和事。只有这样，才能冲破重重压力，才有可能在某一天真正达到所期望的高度。这种高度绝不是发表90篇大分子能给的。（注：吴老师已发表94篇）

“The highest reward for a professor’s toil is not what he/she gets for it, but what his/her students become of it.”

有一段时间，我的导师常愧疚地说，很对不住我们这几届学生（研究生），因为人太多了，管不到细处，一两年时间转瞬即逝，没有让我们学到太多东西。于是今年，他把课题组每届招10个硕士改为了5个。

我想，老师一定很好的理解了这句话。

“教授的身份有二：除了作为研究者、being a problem solver（从事解决科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教育者，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授予学生to solve a problem的方法。”

当今的中国学生已经约定俗成地称呼导师为“老板”，因为不少导师确实把学生当作了廉价劳动力。除了作科研中的民工，有的甚至还让学生介入家事，成为佣人！

还有部分老师，因为自己没有更高追求，也懒得花时间和精力在学生身上，想方设法逃避甚至阻止一些要求进步的学生占用业余时间增加科研强度。如果吴奇老师听说有的实验室每天下午四点就关门、周末节假日都不开放的话，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吧。因为据我所知，香港的学生都是每天清晨7点到晚上12点一年365天呆在实验室干活。当然，在自愿的情况下。不过几乎所有学生都是如此自愿的。（补充：听说吴老师平均工作大于100小时/周。）

可爱的吴院士在结束演说许久之后，再次跳上讲台坚持要补充漏掉的小故事：一个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的坏蛋死后，阎王要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恶棍问：“我如何才能入十九层地狱？”阎王回答：“误人子弟。”

在发达国家，教师是社会中最崇高最重要的职业，因此也凝聚了最优秀的群体。然而我们身边，中小学老师暂且不提，就连堂堂高校，也藏匿着不少滥竽充数者。这并不是贬低谁谁的业务水准，而关键在于工作态度。有很多长辈、兄嫂劝过我，毕业后留在学校吧，又自由单纯又稳定安逸，高校是女孩子最好的工作场所。我时常在想，留在学校里的老师们究竟有多少是真的热爱科研热爱教育，而不是贪图“优越环境”呢？万一是后者，如果兢兢业业认真对待工作也就罢了，否则要是真的“误人子弟”，恐怕阎王也帮不上忙了。

小结：

吴奇老师应大家强烈邀请，在历时两天半的紧张会议中作了两场精彩的报告，包括穿插在各报告间隙中的提问和建议。他毫无保留了向我们传授了三十年科研的宝贵经验，这将成为我人生旅途中又一个无价之宝。

自始至终，表面上吴老师强调的是“solve the problem”，但我所理解的其本质包涵了：第一，做事前先想好目标和目的，不可盲从；第二，把握好这条主线，其余都是旁枝侧节，即科研途中，除了解决具体科学问题之外，一切都不重要，都应该屏蔽在思想之外——包括发文章、获奖、评职称、加薪；第三，如果带有学生，那么除了自己解决问题外，还得保证这种思想和做事方法的不断延续。当然，要做到以上三条，并且维持长期快乐、心甘情愿地去做，还得补充一点——把它们当成一生的事业，而非糊口或撞钟的工作。

附：吴奇教授简介

吴奇，博士、教授、美国物理学会Fellow、中科院院士。1955生于安徽。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系教授及国内十余所高校的客座/兼职教授，Macromolecules副主编，Polymer、Langmuir等期刊编委。

主要研究大分子胶体和溶液中有关物理化学的基本问题。设计了高温激光光散射仪，并测定了聚四氟乙烯的分子量分布和链构象，从实验上实现了高分子链从“线团”到“卷缩球”的构象转变，说明了这一转变及其逆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并由此发现此过程中“融化球”的物理状态，揭示了链折叠不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过程。系统研究了高分子纳米粒子的形成和稳定机理，提出嵌段共聚物化学反应诱导自组装的概念。其有关微乳液的数据处理方法被称为“安吴氏作图法”。至今已在JACS、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Advances in Polymer Science、Physical Review Letters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60多篇(包括94篇Macromolecules)。其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们的关注，曾65次应邀在国际会议（包括两次著名的美国“Gordon”学术会议以及一次美国物理年会）上做邀请报告。曾获发明专利三项，技术转化两项。